冯绍雷 张昕 崔珩：阿富汗问题与欧亚秩序构建-关于世界大变局的对话

      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以“反恐”为开始,但很快转换为在全球推广美国式“优越制度”的一部分。20年来,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实现制度推广的功效,也没有为阿富汗人民提供稳定的福祉,更没有带来区域和世界的安宁。可以说,通过战争的方式在阿富汗废墟上嫁接西方制度的尝试是一次总体性失败。阿富汗是一个内部充满多样性的国家,很难以西方为模板被“构建”。将阿富汗纳入欧美国家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设想已经破灭,这是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主要教训。阿富汗问题的另一个启示是,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有的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以及南亚、中东的各类区域组织,都尚难成为整全性的欧亚秩序模式。可能还要通过次区域进程的逐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方式的非刚性区域体制构建,强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引领等务实合作,才能够逐步地走向欧亚总体秩序的构建。

      一、引言

      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开始对阿富汗的行动，拉开了阿富汗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持续了近20年，跨越四任美国总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称之为“美国最长的战争”。

      这场战争造成超过2000名美国士兵阵亡，财产损失接近2万亿美元，数十万阿富汗人丧生。2021年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军和北约盟军将于“9·11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全部撤出。2021年8月30日晚，拜登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存在已经结束。

      阿富汗战争贯穿21世纪前20年，是我们观察世界变局的重要窗口。《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邀请冯绍雷教授、张昕副研究员就阿富汗问题和欧亚秩序构建进行对话，以飨读者。

      二、阿富汗问题的世界含义

      （一）喀布尔大撤退可否视为西方总体性的制度失效？

      崔珩：2021年7月底驻阿美军匆忙撤离，上演了一幕“喀布尔大撤退”，此后阿富汗局势突变，8月15日，塔利班占领喀布尔，8月19日塔利班宣布将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自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到2021年撤出阿富汗，美国的失败不仅仅在于军事上的丢城失地，我们可否将“喀布尔大撤退”这一幕看作是西方总体性的制度失效？

      冯绍雷：如果把阿富汗战争视为一个西方制度推广过程的话——虽然，阿富汗战争最初是出于反恐，但很快转换为在全球推广美国式的“优越制度”的一部分。有人认为，甚至到战争末期，就仅仅是为了美国的“颜面”——那么，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这种制度推广过程本身所起的功效。也即，能否为人类祛魅除恶？能否为人民提供稳定的福祉？能否带来区域与世界的安宁？能否带来一种长治久安的治理模式？能否得到盟友与支持者的首肯？至少，除了最初阶段对于恐怖分子的打击，以及剪除本·拉登这一恐怖主义元凶之外，看不到这场战争有助于上述功能的实现。此外，还需要看一下，作为西方制度推广过程的决策机制，多大程度上与“正义”有关。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写过一部题为《共和的危机》的文集，这是她平生最后一部著作。其中有一篇“政治的谎言”，专门检讨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在越战尚未终结的20世纪70年代初，阿伦特就曾非常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围绕着越战的决策体系。阿伦特认为，高度官僚化的机构及其智库人员——所谓的“问题解决专家”欺人而自欺。她说，“问题解决专家”从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如骨牌理论）或意识形态出发，不惜通过制造事实来配合理论，来主导对越战的政策。她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民众对确定性的渴望，竟使得谎言比现实更容易让人相信。情况十分相似的阿富汗战争的决策过程，究竟是美国情报部门谎骗了整个决策部门？还是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误导了世界？抑或二者皆有？我认为是二者皆有。从这两方面来看，说这是西方制度的一次总体性失效，远不为过。

      （二）阿富汗战争的结束是否反映了西方的衰弱？

      崔珩：阿富汗战争开始于21世纪初，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延续赢得冷战的强劲势头，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影响力，借以巩固西方的优势。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至今的20年间，我们见证了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逐渐丧失吸引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趋势，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加暴露西方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我们站在全球的视野如何理解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其与西方“衰弱”有何关联？

      冯绍雷：对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了，不意味着美国衰落了。也有学者认为，也未必一定能说，美国霸权必定就衰落了，阿富汗撤军不过是一次杀向东方的战略大转移而已。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出版，全世界热议美国的衰落。当时，亨廷顿说了一句话：越是这个民族自己在讨论是否衰落，这个民族就不会真的衰落。当年的美国，吸取了越战教训，似乎“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认为可以从全球转型的视角来看待“美国衰落”，或者“西方衰落”的问题。巴里·布赞认为，19世纪以来的全球转型过程有三个段落，法国大革命到1945年是殖民主义的西方中心的全球转型，1945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一段是“西方全球性”的全球转型，而在此之后，则开始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转型过程。如果从西方或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物质空间的把持这一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的确是在收缩，包括其精神世界正在出现重大大裂痕，受到各方的挑战，也的确出现了很多“倒退”“衰朽”与“衰落”。但是，这里是否还蕴含着西方因此而完全丧失了调整战略、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这还值得讨论。20世纪2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一败涂地。直到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登台，实际上昭告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问世，延存至今。20世纪60年代末期后，包括越战及内部危机，美国一度似乎分崩离析，但先是中美苏关系大反转，然后是1979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起的私有化改革，掀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造就了美国又一波兴盛风光。今天不能忽略这些离开我们还不太远的历史。但是，即使西方还有调整的可能，那也是需要有一些关键条件的：第一，能否出现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规模改革；第二，以真诚的国际合作面对真正的敌人，比如，各类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足。目前，我看不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条件。

      （三）从哪些理论视角来理解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崔珩：对于阿富汗政治局势的理解和判断，我们看到，在国家间层面，主要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视角的分析，国内层面主要是宗教、现代化等视角，我们可以从哪些理论视角来观察和理解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冯绍雷：当然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观察20年阿富汗战争这一独特现象。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或者自由主义的国际理论，虽然相互间各有专指，但实际上还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比如，尽管我不太喜欢米尔斯海默的一些具体结论，但他对世界进入“多极化”以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一定会联手而起着比自由主义更大的作用，深信不疑。阿富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又如宗教研究与现代性的问题，也是相互间发生着紧密的关联。从现代性的观点来看，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也许是最具有前现代性特点，而难与西方所提倡的现代、后现代的世俗文化相融合的。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现代性”这一范畴本身？尽管欧美现代化程度最为发达和充分，但是，现代性是否意味着仅仅就是以欧美为楷模，而排除其他一切值得追求又能体现为当代社会理想的、不一定是欧美式的、而是多样化的文明禀赋？比如，伊斯兰教对于西方社会中穷奢极欲式的享乐主义的批判；比如，安全这一重大命题应该在“现代性”这一范畴中所占有的地位。这些都应该成为对于“非线性、广谱的现代性”的补充。现代性中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非常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只存在欧美所理解的民主与自由，更不意味着可以采用大规模暴力去强行推动这种“民主”与“自由”。

      （四）既有体系能否接纳一个不同政体？

      崔珩：现有国际体系是否有可能接纳一个内部性质似乎很不一样的政体，比如推行一整套与现行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政体？现行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俗化的国际体系有可能接纳“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种“特殊”政权吗?

      冯绍雷：我想起了两个学者所说的话。列维-施特劳斯有一次在对话中肯定了一个观点，他说“社会是与世界脱节的”。他在谈到“工业文明的去人性化”问题时，强调说，“未来的公正社会和人种学家所研究的社会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差别，甚至是对立”。在历经帝国霸凌和洗劫的复杂历史背景之下，当阿富汗的部族、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还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存在方式的时候，很难想象这里能够按照美国式的公民社会理论来被“构建”。

      另外一位学者是胡适。1959年3月，胡适在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中，谈到了他与英国史学大家布尔的一次对话。胡适说，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布尔说，“我年纪越大，就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当时回忆道：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来，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他还特别强调：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也许，胡适先生对布尔的回忆，就是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今天，纷乱中的国际社会，除了对于反人类的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应当学会对于不同治理方式的容忍。

      （五）世界向何处去？

      崔珩：中国领导人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一些思考。巴里·布赞教授也认为，世界正处于去中心化的深度多元主义阶段。未来世界大变局或者说全球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冯绍雷：大概是2016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瓦尔代论坛上，讨论中美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问题，记得那次还请来了米尔斯海默，作了关于中、美、俄关系的大会发言。我曾有幸提问普京总统，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914年的维也纳体系、1945年的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您如何看待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呢？您又如何评价中、美、俄三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普京总统当时一边听我的发问，一边脸带微笑，也许是我的问题的确比较学术。他的回答则言简意赅。他回答说：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无论经济发展、还是高科技革命都日新月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根本就无法预言，未来的国际秩序会像是您所说的过去的国际秩序中的哪一种。但是，只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真正走向未来秩序的构建。所以，中、美、俄相互关系，他说，我认为一定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那样一种相互关系。我觉得，普京的回答还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原则上，由单一中心来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渐地朝向观念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力量多极化的世界在演变。但是，这里还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转型，实际上指的是在经济、科技推动下，以制度、观念、力量对比变化为基础，国际秩序、关键国家的体制与发展态势、以及国家间相互关系这三者，在相互紧密关联中所发生的总体性变化。上面所说的“单一中心”向“去单一中心化”的演变，是一个大体的方向，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会出现偏离。

      三、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的大国博弈

      （一）阿富汗的“地理诅咒”

      崔珩：让我们再回到阿富汗问题。英国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强调：在衡量事件的重要性时必须牢记，有些短期内对人类影响很大的事件，过后却无足轻重；而一些开始对人类影响甚微的事件，却在后来的历史中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近代以来，大英帝国、苏联、美国三个世界强权先后在阿富汗翻船，我们不禁联想有哪些“长时段”因素，作为“看不见的手”左右着阿富汗问题的走向？如何从地理和历史角度理解阿富汗对于俄罗斯（包括沙俄、苏联、后苏联的俄罗斯）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是否随时间有所变化？

      冯绍雷：当代全球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长时段”因素的重新显现。以千百年为计的文明、地理、气候等因素，都已经大幅度地直接介入国际政治。另一个方面，对那些带有周期性特征并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当然也值得高度关注。虽然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是为什么大英帝国、苏联、美帝国一再陷入“帝国的坟墓”？我认为，实际存在的、以及被想象中的地缘政治特征，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一，阿富汗处于南亚与中亚之间的枢纽地带，康多莉扎·赖斯早在2006年对美国国务院的原有机构进行改动，把南亚与中亚打造成一整片，正是考虑到已被美国占领的阿富汗的地理枢纽的特点，进一步威慑周边。

      其二，阿富汗还牵动着中东局势，无论是地理上，还是作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边缘地带，在近20年来中东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之下，阿富汗的地理位置都不可低估。

      张昕：地理位置等“长时段”因素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部分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和现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前殖民地国家一样，阿富汗的现代史，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种外部力量斗争的结果。阿富汗身处战略要冲，位于欧亚大陆东亚、中亚、南亚、波斯（乃至中东）几个板块的交叉点。南亚诗人、哲学家阿拉马·伊克巴尔曾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讲阿富汗的诗，题为“亚洲的心脏”：“亚洲是个水土构成的躯体，而阿富汗就是这具躯体的心脏，躯体的毁灭在于心的毁灭。只要心安乐，整个躯体即会安乐。”恰恰是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在特定视角下阿富汗成为“无人之地”的历史宿命。伊克巴尔这首诗体现的阿富汗地理重要性，很遗憾地成了现代阿富汗的“地理诅咒”。无论是沙俄还是苏联时期，作为和帝国接壤的地理单位，阿富汗的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被定格于“帝国的南缘”“温柔的腹部”。

      对于俄罗斯而言，阿富汗一直有两层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经由中亚构成的安全价值，一是通过阿富汗向南进一步扩张的地理价值。传说中非常流行的彼得大帝当年设想的俄罗斯南下的三条路线，就包括了经由中亚、阿富汗到阿拉伯海获得温水港。虽然这个故事已经被证明没有历史依据2，但对苏联而言，阿富汗地理上的战略要冲地位毫无争议，也是更长远历史维度上、苏俄文化身份上中东穆斯林地区与苏联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是苏俄眼中“自己”与异域“东方世界”的交叉地带。2013年前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曾联合主办过几次国际会议，针对的是当时（2014年）美国将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背景，讨论美国全面撤军之后的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前景。其中一次会议的标题就是“中亚南亚战略交叉点”，其实具体指向的中心，也是阿富汗。

      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和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两次大的帝国斗争的结果，先是19世纪英帝国和沙俄帝国对于中亚和南亚争夺的所谓“大博弈”的一部分，然后是冷战时期美苏阵营的斗争。但是关于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墓”的陈词滥调，忽视了阿富汗其实也一直是各种外部力量试图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发展模式和国际主义愿景的实验场。

      阿富汗的现代历史可以总结出一条清晰的发展（或者说“不发展”）路径。部分地受地理和自然条件约束，阿富汗的原生资源无力支持本地政治精英对于本国边界内部的有效治理，无法实现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而必须转向依赖外部资源。由此阿富汗精英们不断利用各种外国资源试图建立和维护阿富汗国家。然而一次又一次，各种外部力量的议程取代了阿富汗自己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而且几乎总是“分而治之”、有选择地支持阿富汗国内某些派别而打压另一些派别。阿富汗政治精英集团往往通过利用外部投入的资源，又在阿富汗内部不断复制不公平的结果，从而引发一轮接一轮的内部骚乱（比如，代表占据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的精英对于非普什图人少数派的剥夺）。由此，阿富汗长期以来与各种外部力量主导的“国家构建”、甚至是更广大的“世界构建”项目联系在一起，成了各种外部力量可以投射各自认定的国家建设、发展模式和现代性规范的实验场。阿富汗也成了“国际社会”实际状况的一面镜子：当下的重建阿富汗不仅仅是帮助一个“失败国家”，其实也是帮助重建一个“国际社会”，因为现在的“国际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全球层次上的“失败国家”。

      按照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晓勇的理解，当下阿富汗“最大的机会是看到在过去20年，在过去40年或70年，阿富汗第一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3但愿在没有外国驻军和外部强制的情况下，阿富汗能够把握超越“地理诅咒”、开始迈上自主发展道路的机会。

      （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历史参照

      崔珩：之前提到过历史上曾有多个大国在阿富汗遭遇失败。20世纪70年代末，正值国力巅峰的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在十几年后苏联便不复存在。入侵阿富汗是苏联由盛而衰的标志事件。将历史与现实对照：冷战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当下美国进行的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是否有比较意义？

      张昕：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简要回顾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缘起、过程和最后的撤军对苏联的中长期影响。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主要是出于对当时迅速衰弱的阿富汗的安全考虑。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富汗阿明政府推行激进的左翼政策，引发国内多种力量反抗，使得阿富汗容易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西方国家的侵扰，苏联当局认为这对其南部边界已经构成威胁。如果阿富汗落入对苏联不友好力量的控制之下，则苏联“柔软的腹部”中亚就会对其敞开。20世纪70年代正是中亚伊斯兰教权势力迅速抬头的时期，这是当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业已缺乏自信的苏联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国的潜在威胁像极端伊斯兰主义一样，可能会在地缘政治上孤立苏联，并导致类似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那样美国导弹直指苏联的局面。另外，当时在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等脆弱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政权失势的威胁；而美国国会否决《第二阶段战略武器会谈协议》之后，美苏之间“缓和”框架也走向终结。在决定入侵之前，苏联当局也考虑过其他的多种手段（谈判和派遣顾问），但都没有使得当时掌权的人民民主党政权稳定下来。因此，面对日益缩小的选择范围，军事干预成为最后的手段。当时苏联做出战争的决定，希望先遏制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和逐渐失控的地方精英，抵抗美国势力的进入，又可以使阿富汗成为日后进一步影响伊朗的基地，从而全面稳定海湾地区的局势。

      这场战争的失败在几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苏联政治。在观念上，战争改变了苏联领导人对使用军队来维持帝国和干预外国有效性的看法。军事上，战争失败损害了苏联军队的名誉，分化了苏共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也让苏联内部，尤其是部分加盟共和国产生了苏军并非不可战胜的想法，让前者更有勇气推动之后的独立运动。在合法性层面，战争的结果也为苏联的部分加盟共和国和特定政治力量提供了一个要求独立的共同理由，因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由俄罗斯人主导的“俄罗斯战争”，是让大批非俄罗斯族裔去送命的对阿富汗人的战争。最后，战争促发了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参与效应，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改革前已经开始改造苏联的新闻媒体生态，可以说是打响了新思维的第一枪。战争产生的大量退伍军人（Aфганцы）组成了新的民间组织，部分推动了新形态的社会运动，也削弱了苏共晚期的政治控制力。顺便说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部分当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老兵现在在乌克兰东部战争中又站在了战斗的两边。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一场持续的、未完成的战争：从阿富汗到车臣再到乌克兰东部，是一整套逻辑在过去40年里的延续。这可能是苏联语境下，跟阿富汗有关的另一种“历史并未终结”的世界观。

      说到战争对苏俄的长期影响，则必须涉及对于战争的记忆。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不仅是个人层面的，也是社会性的。迄今为止，俄罗斯对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理解，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战争进展过程中由苏联国家主导的，官方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即苏联士兵保卫一个脆弱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免受外部邪恶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第二阶段开始于1986年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时期，民间对于阿富汗战争的反思开始挑战之前的官方立场，并在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时代达到鼎盛。第三个阶段始于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随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开始。在向阿富汗派遣军队40年后，俄罗斯国内对阿富汗战争及其退伍军人的看法远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1年期间要好得多。现在俄罗斯社会的主流声音，主要不是直接追问战争的正义性或者战争结果的价值，而是更多集中在个体层面的牺牲和战争记忆。2005年俄罗斯有部非常卖座的电影《第九连》（9рота）。电影的主人公是一群乳臭未干、懵懂中被征兵后加入第九连进入阿富汗的年轻人。1989年1月苏联阿富汗战争接近尾声，第九连奉命坚守某高地以掩护大部队撤退，战至弹尽粮绝之时却被告知政府早已宣布撤军。影片结尾处，唯一幸存的第九连战士的一段画外音很能说明现在俄罗斯社会对于阿富汗战争的一个“中位”心态：“那时我们正在离开阿富汗，第九连，我们赢了我们自己的战争。那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两年之后我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将不复存在，佩戴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颁发的奖章将不再是时髦的事儿……我们被新生活无情地随意摆布，有些人高升了，有些人到了最底层。那时候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被大部队遗忘在撤离的混乱中，遗忘在那遥远的高地。我们离开了阿富汗，第九连，我们赢得了胜利。”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苏联不复存在，但至少我们赢得了自己的战争”的心态。

      （三）俄罗斯运筹阿富汗问题

      崔珩：如您所言，苏联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入侵阿富汗，同样，我们观察到今日俄罗斯正在积极运筹。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对于阿富汗塔利班的态度，从20世纪90年代末、2001年到2015年前后、再到目前，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甚至俄罗斯一度成为与塔利班接触最深的大国。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如何理解俄罗斯对于阿富汗政治前景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底线？

      张昕：虽然塔利班组织正式成立于1994年，但是其相当一部分的骨干力量在抗击苏联的侵阿战争中已经崭露头角。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对阿富汗的基本立场一直稳定。俄罗斯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与它自己的“反恐战争”有关：俄罗斯必须持续地与来自阿富汗和南亚、中东地区、通过中亚进入俄罗斯的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做斗争。

      “9·11事件”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第一个给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打电话的外国领导人。在随后美国开启阿富汗“反恐战争”之际，普京主动向美国提供了在阿富汗反恐所需的情报信息，默认中亚国家向对抗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提供军事援助，并一度默认美军在中亚国家开辟反恐军事基地。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自己也加入反对塔利班的国家联盟支持北方联盟。1995年8月，为当时阿富汗拉巴尼政府从阿尔巴尼亚运送弹药的喀山航空公司一架伊尔-76飞机在坎大哈被塔利班战斗机强行迫降，机组乘员在被囚禁一年多后才伺机逃脱，这个事件后来在俄罗斯被改编成电影《坎大哈》。1996年9月，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俄罗斯拒绝承认，并关闭了驻喀布尔大使馆。“塔利班运动”于2003年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为恐怖组织，至今（2021年8月底）仍然没有改变。

      过去20年，俄罗斯对阿富汗基于安全和反恐立场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有所变化的，是俄罗斯对于中亚和俄罗斯在反恐斗争中地位和作用的判断。虽然中亚国家仍然面临内部诸多发展难题，但是过去几十年这五个国家的国家建设总体上有进步，在维持内部安全和地区稳定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所谓的“国家性”都在上升。因此，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维持稳定的能力更有信心，不再把这个地区仅仅视为失败国家的集合、滋生恐怖主义或者传送极端主义的温床。此外，俄罗斯内部的反恐形势也有所变化。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面临车臣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聚居地区的分离主义威胁，当时塔利班曾经承认车臣事实上的独立。而现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威胁已被明显削弱，暴力冲突也得到控制。中亚地区面对的主要跨境安全威胁来源也已经变成了“伊斯兰国”，后者跟塔利班相比，有更强的跨国扩张的冲动，而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也是斗争关系。

      正是在这一系列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不与塔利班发生官方接触”这个原则有所松动。在2015年前后，塔利班向莫斯科保证，它将在对俄罗斯来说特别敏感的阿富汗北部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也为这一任务向塔利班提供支持，包括情报。这已经成为此后双方关系的一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为反塔利班联盟提供帮助，近期俄罗斯没有再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2021年8月3日，俄罗斯政府阿富汗特使扎米尔·卡布洛夫甚至明确表示，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是受欢迎的，因为这将有助于取代“伊斯兰国”和那里的其他敌对团体。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加尼总统放弃了权力，而俄罗斯的大使馆并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一样撤离喀布尔，俄罗斯政府也宣布不会干涉塔利班夺权。

      除了在是否参加反对塔利班国际联盟、是否向现在的阿富汗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等问题上立场的悄然改变，俄罗斯也开始更加积极地扮演阿富汗问题调停者的角色。2018年，俄罗斯利用第二次莫斯科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的机会，促成了塔利班与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的首次对话（所谓的“莫斯科模式”），那也是塔利班第一次受邀参加国际论坛。近期，塔利班领导人也已经请求俄方协助与阿富汗北部潘杰希尔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希望通过俄罗斯向潘杰希尔人民传达和解的政治信号。目前俄罗斯在积极推进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扩大的三驾马车”（俄罗斯、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发挥作用，推动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扩大的三驾马车”的目的是与塔利班就未来阿富汗局势展开谈判，并不是重复当年的反塔利班国际联盟的作用。

      目前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是不急于撤销对塔利班武装的“恐怖组织”定性，也不急于承认塔利班政府是阿富汗合法政府。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支持阿富汗展开有包容性的全国对话，让所有政治、民族和宗教团体参与”，在此基础上在阿富汗形成包容性的过渡机构，作为阿富汗局势正常化的重要起点。当下，只要保证恐怖主义力量不向中亚和俄罗斯蔓延、美国力量不在该地区长期存在，俄罗斯就不会直接干预塔利班在国内的政策，但对于阿富汗国内政局发生进一步变化保持警惕状态，同时和中亚国家一道，对于阿富汗可能对外渗透的安全威胁做好准备。近期，俄罗斯加大了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与中亚国家的军事行动协调。2021年8月以来，俄罗斯参加了和中亚国家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包括模拟阿富汗安全隐患外溢的情景。

      在此过程中，俄罗斯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撤军是其阿富汗政策的彻底失败，批评美国“打碎一切，转身走人”是祸乱周边国家安全的不负责任做法。相形之下，当年苏军撤离至少保留了一个相对有秩序、体面的收场，苏军撤出之后留下的阿富汗政府也至少还维持了几年的统治，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崩盘，这与美国宣布撤军后的阿富汗加尼政府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行动的评价，也反映出俄罗斯与西方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和国际冲突解决方法之间的固有分歧。在扮演国际冲突谈判调解者和中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方法还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一般尊重所在地的合法政权。这样的调解做法，有些专家称之为“胁迫性调解”：谈判和胁迫性军事行动紧密关联。4冲突管理被认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平是由较强的一方强加的。胁迫性调解需要使用武力（直接或通过武装代理人），但武力与外交举措同和平谈判同时展开，往往能在短期内取得遏制冲突升级的效果。这样的调停方法已经在叙利亚、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利比亚等国家得到应用。在这些国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冲突解决方法与美国和西方的方法在进行竞争。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巴以冲突、也门冲突等其他案例中，冲突各方也明确有意邀请俄罗斯调停或者加入冲突和解过程。由此，美国阿富汗撤军“失败”的结论对俄罗斯来说有额外价值，更好地说明了俄罗斯冲突解决方案的相对优势。

      （四）阿富汗问题为中俄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

      崔珩：2021年8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普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离间中国和俄罗斯的正确之路”，建议从七个方面分化瓦解中俄关系。随后，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卢基扬诺夫发表文章回应库普乾的观点。卢基扬诺夫认为库普乾的观点基于狭隘的地缘政治理论，所谓的分化中俄策略缺乏现实和历史的依据。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基础成为一个热议话题。世界大变局的时代，特别是围绕着阿富汗问题的大国博弈，能够为我们思考中俄关系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冯绍雷：值得提一句，库普乾在近20年前所写的《美国时代的终结》曾轰动一时。但当时库普乾的看法是，无论是崛起中的中国还是伊斯兰世界，都不是挑战美国的敌人。他认为，美国的真正对手是当时处于热火朝天的一体化过程中的欧盟。可见，美国精英阶层的思想也在变。至于，无论是主张从意识形态立场打压中俄，还是库普乾式的主张以非意识形态方式来分化中俄，都忽略了一个在中俄与欧美之间的带有根本性的区别：中俄对以往封闭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刻反思，同时在自主性前提下，既维护主权稳定，又学习民主与市场。这种包容开放、同时又谨慎前行的立场，比起美国与其盟友一味固守自以为是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坚持以武力威慑、政权更替等手法推广自己的观念与制度，显然要棋高一着。这是中俄伙伴关系难以撼动的关键所在。阿富汗变局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合作机会。

      再补充一句，这位库普乾，不仅是当年的看法与今天不一样，而且，也正是他几个月前与理查德·哈斯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主张今天的国际秩序构建应该仿效1814年的维也纳体系，也即，不论国内体制如何差异，在大国间要奉行“协同”。此种观点一时间激起了巨大的国际争议，特别是遭受了奉行意识形态路线的西方舆论的反对。可见，即使是同一位学者，尽管发表了不利于中俄关系的言论，但是他也有着诸多其他还是值得听一听的主张。对此，我们应该学会分门别类地加以对待，而不是简单化地处理。

      四、未来欧亚大陆秩序构建的前景

      崔珩：如果从构建区域秩序的视角出发，美国在阿富汗的意图并非只是控制这个地理位置十分关键的国家，而是试图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改变原有的欧亚区域秩序，但美国的欧亚空间整合方案在阿富汗遭遇挫折。未来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可能以什么方式展开？“一带一路”能否成为构建欧亚区域秩序的载体？

      冯绍雷：我认为，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曾经有人设想，以欧安会模式整合欧亚板块，但这一机制早已时过境迁。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还主张通过亚欧会议的方式，来强化欧亚大陆国家的合作，但这还只是停留于论坛式的交流。现有的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以及南亚、中东的各类区域组织，都尚难成为整全性的欧亚秩序模式。可能还是要通过次区域进程的逐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方式的非刚性区域体制构建，强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引领等务实合作，才能够逐步地走向欧亚总体秩序的构建。

      张昕：首先，很难说美国曾经有过整合欧亚大陆的野心，能力恐怕达不到。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曾在2011年推动过美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的提出其实早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美国设想的重心落在打通从印度由南往北的通道上，希望促进从南亚经阿富汗到中亚的经济走廊建设和地区发展。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一个阿富汗农民在开车去新德里之前，应该能够在伊斯兰堡卖石榴。”阿富汗也应该有希望成为中亚和印度次大陆之间经济一体化的“新丝绸之路”的核心。

      和中国的丝绸之路计划相比，2011年美国版的“新丝绸之路”动议其实也有类似的“以发展促安全”的初衷，但是前期准备非常仓促，主要是为了在当时奥巴马总统承诺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前提下，为整个南亚中亚地区提供一套正面的政策话语。这种心态导致美方没有很好评估政治意图背后的经济利益。美国和盟友资源有限，所以当时推进计划时希望有关的新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财政独立，并且主要由私营部门驱动，而现实中美国企业不愿意承担进入该地区的风险。美国在推进该“新丝绸之路”计划时又坚持排除中俄。对于中亚国家，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更多是将该地区经济重新导向美国的新盟友印度，而削弱中亚国家同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但是相应的具体政策大都没有得以实施，甚至完全没有开始。而且，美国之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已有建设成就也没有说服力，使美国“新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对美国是否有足够坚定的决心和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推进此计划产生怀疑。十年后，这种将阿富汗纳入欧美国家所说的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设想已经破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确实观察到全球层面某种大局面酝酿改变中的躁动不安。一方面，地缘政治学说中麦金德的“世界岛”和“心脏地带”概念与德国法哲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思想在一些主要的欧亚大陆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都有所回归。各种版本的欧亚主义也在莫斯科、安卡拉、柏林和德黑兰不同程度地流行起来，“北京-莫斯科-柏林”为基础的欧亚大陆联盟的一些设想虽然更多还只停留在话语层面，但是这种想象的吸引力无疑在上升。这其中，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乌东冲突等热点都成了欧亚大陆整合需要解决的难点。另一方面，美国方面无论是“亚太再平衡”还是之后极力推动的“印太”概念，再到近期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都有鲜明的海洋联盟色彩，都是在欧亚大陆外围。这种全球层面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想象，无疑会深刻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包括未来欧亚大陆的命运。

      崔珩：阿富汗问题事关全局，面对阿富汗的乱局，中国该怎么办？

      张昕：对于中国而言，阿富汗国内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阿富汗安全局势的稳定有助于控制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的潜在来源。阿富汗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部分领土可以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的跨国经济带来连接中国和其他欧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阿富汗和中亚、南亚合作所蕴含的能源、农业等领域的经济利益，使得阿富汗在调整中的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是可能有所突破的舞台。

      底线可能是准备好规避最坏结果的风险控制手段，之后在不给各国留下填补美国撤军后权力真空的印象、不给周边国家引入地区霸权的印象的同时，创设阿富汗各方和谈的国际舞台，提供地区一体化相对中立的国际舞台，提供实现地区多种“联通”的操作平台。中国在对阿富汗工作过程中需要强调：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和平安全，协助经济发展，支持政治和解，加强国际合作；同时强调中国从没有介入过阿富汗内部事务或者在该地区扮演过殖民势力，是发挥中间力量的合适代表。

      中国尤其可以在灾难管理、反恐、反毒等方面对阿富汗和周边地区提供更多帮助。在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可以增加人员培训、发展援助和农业发展支持。可以联合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或者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训练更多警察、训练装备阿富汗的反毒品人员、以及培训在灾难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学生培训和奖学金，支持阿富汗学生和年轻职业人士来中国学习。在打击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方面，中国也可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替代品，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冷藏车在内的运输储藏工具，帮助阿富汗农民对外运输新鲜农产品。

      在中长期，中国可以认真考虑在多重意义上参与到促进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的长期建设中。其中在该地区建立跨大陆交通带的可能性已经被多方提出，包括俄罗斯、伊朗、南亚诸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表达过有兴趣参与这样交通带的建设。类似的还有一个包括中亚、阿富汗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内的共同粮食交易市场，以及推动本地区关于水资源和农业资源共享、地区分工的合作机制。在实现阿富汗政治基本稳定之后，这些都是可以共同推动、造福各方的经济项目。在谨记从英帝国、苏联到美国的历史教训前提下，对阿富汗的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创造性介入”的一个突破口。

      崔珩：感谢两位老师接受《俄罗斯研究》杂志访谈，并为我们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分析与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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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研究》202104；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