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演进现状与前景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 本文刊发于《清华社会科学》第3辑第1卷（商务印书馆，2021年）。

摘要：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中、美、俄三方关系变动引发了多方讨论。2016年以来，面临不确定性挑战，三方之间的复杂互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美俄关系寻求“重启”，中俄、中美关系稳定推进；第二阶段，美国对俄、对华关系均严重恶化；第三阶段，国际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对华严厉打压，同时美俄关系也未能“重启”，而中俄关系稳步推进；第四阶段，拜登执政以来持续对中俄极限施压，中俄冷静应对，持续推进友好合作。当今世界仍处于“多极化”阶段，中、美、俄三方关系并不同于冷战状态，也不至于逆转“基辛格三角”。从较长时段看，中、美、俄三方关系理应也未必不可以通过及时的沟通、协调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改善；然而其基本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决定了三方间的协调和共处是长期的艰苦过程。

关键词：国际秩序，中俄关系，中美关系，美俄关系，“基辛格三角”

|| 冯绍雷

自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后，有关中、美、俄三方关系将发生戏剧性变动的预言，不仅耸动视听，而且也的确在三方关系实际进程中，得到一些呼应。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所谓“基辛格三角”的说法。也即，对美国而言，寄希望于美国分别与中国、俄罗斯的双边关系，都要好于中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相反。

基辛格本人未必承认或同意这一说法。至少，与基辛格本人多年所表达的理念相比较，以上说法至少是有差别的。但不可否认，的确有人按这样一种思路在运作中、美、俄三方关系。特朗普的出现，似乎给这些人带来了一个极大机会。此后屡试不爽的战略图谋，目标就是一个：颠覆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后的大国关系走向，联俄制华，以维护更为持久的美国霸权。

围绕着上述问题，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变化？当代条件下，联手一方而打压另一方的传统地缘政治套路能否如愿以偿？究竟应该如何来经营中、美、俄三边关系？换言之，从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中，人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和借鉴？

一、不确定性挑战下的中、美、俄互动

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观察近五年来的中、美、俄三方之间的复杂互动。第一阶段，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到2017年底，这是美俄关系开始寻求再次“重启”，同时，中俄、中美关系仍稳定推进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2017年底到2020年初，美国将中、俄同时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启动对华贸易战，俄罗斯深陷“通俄门”。这是一个美国对俄、对华关系两个方面都严重恶化，美俄关系的缓转受美国国内局势深重牵制，而中国开始受到全面压制的时期。

第三阶段，2020年初春国际疫情爆发，特朗普政权和美国的部分极端政治势力侧重于全方位地严厉打压中国；同时，特朗普所期待的美俄关系再次“重启”未成现实，仍处于历史低水平；而中俄关系在经受考验中稳步推进，在调整中显现强劲的定力。

第四阶段，2021年初拜登执政后，依然维持对中俄极限施压，但不同程度上企图平缓恶化中的中俄关系，而中俄则坚定冷静应对，中俄合作依然继续稳步推进。这是对五年左右时段内中、美、俄三方互动轨迹的一个大体概述。

（一）第一阶段：戏剧性的开端

先从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侧面，来观察三边的互动。

2016年美国大选中，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对欧亚传统盟友施加压力、要求更多承担防务责任的同时，对于美国传统对手俄罗斯则表现出了好感。早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亲口声明，克里米亚本来就该是俄罗斯的领土。他反对以“谋杀罪”为理由来妖魔化俄罗斯，一度否认俄罗斯在竞选期间对美国发动的网络战。特朗普对普京的治国能力几乎毫不掩饰地一再表露由衷的赞赏。

|| “通俄门”事件严重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后的政局

特朗普当选后，美俄关系的改善并没有出现。相反，2017年初总统就职典礼后，先是特朗普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弗林在巨大政治争议下被迫辞职，特朗普班子成员竞选期间与俄罗斯的私下交往成为敏感政治问题。

然后，对俄罗斯大选期间通过网络而“干扰大选”一事，美国建制派阵营、各主要情报部门谴责俄方的不妥协立场，迫使特朗普不得不予以让步。再后，总统战略问题特别顾问班农在压力下退出了国家安全部门领导成员会议。

尤其是4月7日特朗普亲自下令，以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59枚导弹进行空袭，从而导致一度可能出现的美俄合作态势顿时改变。不仅2016年大选期间美俄间互相示好的合作氛围消失，而且，特朗普和普京两人就导弹袭击问题，直接发表针对对方的尖锐批评。美俄关系再次重回到冷战终结以来的“历史低点”。

再看三方互动的另一侧面——中美关系。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对华政策要价颇高，不仅把中国称为“汇率操纵者”，大幅提高关税打压中国进口商品，甚至从极其敏感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倒退。这使得中美关系蒙上了极大阴影。

从三方关系的结构形态上来看，似乎特朗普要逆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的态势，至少在客观上，要使美俄关系的接近对中国形成压力。犹如多年来一直持“超现实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多年来的公开声明：实现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崛起。

然而，当时一个鲜明反差在于，与美俄关系走向恶化的情况正相反，特朗普总统就职之后，经过双方努力，中美关系却一度趋于逐渐地改善。无论双边经贸问题，还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本人和其执政团队在施压同时，也逐渐地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迹象。中美关系所出现的一个热点，是2017年4月初的元首峰会。

2017年4月6—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的前后，中、美、俄之间的三边互动成了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4月7日，海湖庄园中美元首的首次会见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是，特朗普总统临时突然地告知习近平主席关于美国刚刚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的消息。

本来，习近平主席远道前往进行的这次非同寻常的会晤，是通过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深化沟通，为解决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提供良好基础，然而，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显然，又为这次举世关注的会见带来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影响。

|| 2017年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见（图片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主席沉着应对变局，并在叙利亚战场发生扑朔迷离“化武案”背景下，中国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支持联合国对此进行独立、全面调查，主张以确凿证据，寻求经得起检验的结论的稳健主张，受各方首肯。中国对安理会叙利亚提案所投下的弃权票，缓和了剑拔弩张的国际气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协调和沟通，为维护叙利亚主权领土统一，推动叙利亚问题的和平、稳妥和公正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间。

包括在令人关切的朝鲜半岛问题上，2017年2月，中俄公布了关于朝核问题“三阶段”政策主张，双方坚持推动美朝间和相关六方间的两种谈判进程，坚持朝鲜停止核试验和美韩也同步停止军事演习，坚持和平解决半岛事务。半岛形势一触即发的敏感背景下，中方协同各方，为以理性、稳妥方式解决朝鲜半岛冲突留下空间。总之，无论是试探，还是离间施压，并没有改变中俄关系的既定方向。

另一方面，美俄双方努力寻求改善关系的契机，又受到美国国内建制派阵营的全力阻止。2017年7月在举世关注的德国汉堡G20峰会上，特朗普和普京以非常规方式、引人注目地举行了闭门会晤。这一非同寻常的会见，成为美国国内进一步推动对特朗普不信任案的重要由头。

总之，这是一个美俄艰难地寻求“重启”，而中俄、中美关系在动荡起伏中依然按既定轨迹向前推进的阶段。

（二）第二阶段：美国对中、俄的同时出手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表上台以来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成为美国的对手国家(rival powers)。2018年初总统国情咨文同时将中俄定位为“挑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的“对手”。

如此气氛下开始的2018年，是中、美、俄三方关系演变进程中第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是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谋篇布局的第一年。同时，这还是美国官方把中俄确定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并把中国的定位置于俄罗斯之前的第一年。自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而中美关系自70年代初以来大体上一直以“非敌非友”的定位发展以来，这还是中国第一次面临的比较具有实质性含义的重大战略压力。

从美俄关系看，其一，围绕对俄制裁和“乌克兰门”对特朗普本人的弹劾案，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白热化。其二，特朗普努力改善对俄关系，不放弃以俄制华。这内外两个进程紧密交织，尽显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之间的扑朔迷离。在这两年多的过程中，颇有几处值得回味的历史性场景。

首先，2017年5月特朗普的首次会晤拉夫罗夫，正好发生在因对俄制裁案，特朗普刚刚解雇FBI局长科米之时。而2019年12月10日，时隔两年半之后的第二次特朗普与拉夫罗夫的会见，也选择了一个戏剧性时刻——众议院民主党人就在这一天宣布了因“乌克兰门”而弹劾特朗普的条款。可见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紧密纠缠。

无论是对俄制裁案、还是对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弹劾案，最终都以特朗普被判定无罪，并由参议院投票通过否决对特朗普弹劾案而告终。这一关键事件的结果，宣告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而打压对手的美国国内政治角逐告一段落，以特朗普胜算而结束。这一结果看似为特朗普推进对俄关系提供了国内政治支持，但实际进程依然扑朔迷离。

特朗普与普京的几次会见，更是透露出重重障碍下双边进程的戏剧性效应。2018年7月16日普京与特朗普在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晤后一个月不到，双方称本次会晤极其成功的氛围还未消散，令国际舆论唏嘘不已的是，特朗普马上签署因俄特工中毒案而实施的第二轮制裁令。

|| 2018年7月俄美元首赫尔辛基会晤

2018年11月巴黎举行一战结束百年纪念庆典上，特朗普与普京几乎是冲破东道主故意阻隔而进行交谈；12月1日两人在阿根廷G20峰会简短交谈后不到三周，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军撤出叙利亚。这与一年半前特朗普同样突然对叙利亚发起空袭与出兵的部署相比较，无论美方主观动机如何，这是给俄罗斯的一个利好消息。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发表题为《特朗普政策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文章，认为：“12月19日，特朗普又完成了自己的一项承诺——宣布美军撤离叙利亚，……他扩大了自己本来就不错的连任机会。……尽管重新进行力量部署……他可能失败，但他目前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与美俄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相比，中美关系开始经历一个更为复杂激烈而跌宕起伏的大国较量的时期。

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一直到2020年1月16日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美两国经历近两年十多个回合激荡起伏的争议与谈判，终于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中美双边贸易争端，有了一个阶段性结果。协议的签定不过是一个阶段性和解。中美经济关系从此开始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博弈过程。

也正是在中美贸易战交锋最为激烈的时刻，美国要求加拿大于2018年12月1日晚在加拿大逮捕的华为副总裁引渡到美国。美国全面打压中国骨干企业的活剧自此全面拉开序幕。

对于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国际舆论还有着不同评价。来自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约翰·鲁德的评论认为：“虽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挑战，但鉴于俄罗斯掌握的致命核武器库及其在全球各地对美国采取的动作，俄罗斯才是近期的更大威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也明确表示：“我不认为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其国际安全上最直接的威胁。而且，中国也不可能在亚太地区替代美国，中国现在可能也不希望美国退出。”

长期驻北京的老资格俄罗斯记者斯科瑟列夫在《独立报》著文认为：虽然美国战略重点转向并不意味着俄美关系将有所改善，但“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称：“我认为本届政府一致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因此，美国的努力其实聚焦的是我们如何拥有相对于中国而言更有效的竞争战略上。”值得关注的是，谁是美国头号对手问题，在这一阶段引起了前所未见的热议。

|| 2018年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

而这一阶段的中俄关系同样引人注目：一方面，中俄间依然大张旗鼓地展示军事战略合作的决心。2018年8月至9月，中俄之间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东方—2018”，及上合组织成立以来新型作战力量运用最多的“和平使命军事演习”震撼了世界舆论；另一方面，面临变局的俄罗斯朝野，十分明确地表示，不会容许美国打俄罗斯牌对付中国。

著名战略家卡拉加诺夫提出了关于中俄合作的新主张：两国应该成为欧亚轴心，推动全方位合作。知名评论家阿科波夫著文认为：“普京不会放弃与中国接近，也不会抛却构建后美国世界秩序的共同路线。”2019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发表重要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关系发展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重申发展双边关系的坚定决心，并宣布了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继续推进合作的部署。

对于这一阶段微妙而富于戏剧性的变化来说，到底哪些台前台后的关键因素在加以推动呢？值得加以关注。其一，2017年底，美国宣布中俄为“对手国家”这一刻前后，舆论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按照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说法：“整个美国为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而感到震惊”。

其二，2018年美国政治高层的一连串人事变化，特别是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退役将军麦克马斯特、颇具威望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阅历广泛的国务卿蒂勒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在2018年底前后的先后辞职，这意味着能够在政府内部对特朗普施加重要影响的所谓“成人轴心”的消失，也意味着一批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替代了这批老任重臣。这预示着一个更不确定的国际与美国内政治前景。

其三，无论对中、美、俄相互关系有多少不同的看法，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本人对于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态度有了新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8月18日特朗普本人的一条推文：“那帮只知道盯着俄罗斯的傻瓜，应该也看看别的方向，中国。”

2017年末至2020年初的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变化，并非仅仅是由偶然性变化所造成，而是有着上述复杂多样、但依然脉络可寻的各种主客观动因所推动的一个前所未见的大国关系过程。

（三）第三阶段：中美关系滑坡与美俄关系的难以重启

2020年初国际疫情爆发一直到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日的到来。这一阶段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既是前两个阶段的自然延续，但是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其一，2020年3月以后，中美关系的急速下滑，俄美关系有所调整但仍难以全面重启，乃是这一阶段的基本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施政不力的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下滑、国内形势动荡、及大选形势不利的局面下，急于甩锅，嫁祸于人，把中国作为转嫁矛盾的主要打击对象，发动了一场包含贸易战、技术封锁、国家形象抹黑、推行军事战略恐吓、趁香港国家安全法颁行之际蛮横实施制裁，甚至意在挑起文明和种族冲突的全面攻击。虽然，作为中美双方交往唯一纽带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定尚在维持，但双边关系面临着全面倒退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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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就美俄关系而言，在弹劾案终结之后，以特朗普与普京两位国家元首在疫情期间的多次电话沟通为标志，美俄关系的转机仍存。作为美俄战略核武器领域唯一的现存重要协议，眼看就要在2021年到期，终于在艰苦努力之后重开谈判。虽然，未能达成关于该协议延期的任何正式决定，但是，特朗普一再邀请普京回到G7峰会，并建议开展疫苗合作，这对缓转两国剑拔弩张气氛有所作用。

然而，无论乌克兰等一系列地区冲突，还是北约东扩、反导系统对峙、新型武器竞赛等重大战略问题上，一无进展，处于拉锯之中。俄罗斯学者科尔图诺夫认为：美国大选结果对俄罗斯没有多大意义，只有获得国内广泛稳定支持的“强总统”，而不是像特朗普和拜登这样的“弱总统”，才能带来希望。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反俄情绪依然十分稳定。

其三，中俄合作尽管经受着各种挑战与压力，但依然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无论对美国在疫情问题上的无端甩锅、肆意打压华为、还是制裁香港、围堵中国，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听到俄罗斯官方、特别是普京总统、外长拉夫罗夫本人及朝野知名人士对美国的严正批评。

2020年早春，卡拉加诺夫为首的高等经济大学团队写作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新思想》，瓦尔代专家的《2020年度瓦尔代报告》等一批文献，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警告当代国际政治的无序状态，提倡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表明了俄罗斯坚持对华合作优先，同时无意在中美对抗中选边、有意倾向于中立的立场。正当美国竭尽全力打压华为、Tik Tok 等企业的背景下，2020年8月22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宣布，俄罗斯将与华为就5G展开技术合作。

（四）第四阶段：拜登执政以来

2021年初拜登执政以后，在美国国内政治高度分裂，而对于中俄舆论仍恶化的背景下，依然维持对中俄的极限施压。拜登政权出于意识形态立场和地缘政治考量，以新疆、香港、台湾问题为借口，也以纳瓦利内、乌克兰冲突为由，分别对中俄进行制裁；也重回拉帮结派的故技，不光策动北约与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尤其发起“印太联盟”，企图分别在亚太和欧亚地区围堵孤立中俄。

与此同时，在客观上难以重回冷战、也无力维持同时应对中俄两大对手、更有大量国际事务需要与中俄合作应对的情势下，拜登政权又无可奈何在不同程度上企图分别平缓对中俄的关系。中美之间虽有安克雷奇谈判时两国外交高官的公开叫板，但更有习近平与拜登之间两个半小时的深入通话交流。美国虽然对俄罗斯无情打压，但不光发起与普京通电，而且主动邀普京在欧洲举行6月美俄元首峰会。由此可见，美国与中、俄两大国关系的深厚基础与丰富资源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会遭受损害，但远非政治激进势力所想像的那样，可以任意挥霍，或者随意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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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俄关系在低水平上滑行的同时，中俄关系则继续稳步推进。中俄合作坚持不对抗、不冲突、不结盟、不针对第三者，但同时也决心深挖战略伙伴关系的潜能。无论美国“对手排行榜”上的中俄“座次”发生何种变化，中俄间的紧密合作不为所动。以中俄高调宣布在月球探索项目中的紧密合作为标志，双边开始着手部署在更广泛领域的深度持久合作。

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还在延伸，三方关系阶段性演变还会层出不穷。但贯穿整个过程、还会长期起作用的，则使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二、影响当今中、美、俄三方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

“中美俄三方关系”这个提法，实际上，学界一直是存有争议。首先，当下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是不是就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对抗？我认为，虽然地缘政治博弈的逻辑还在延续，但无论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的环境结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次，中、美、俄三方关系能否算是一种典型的“三角关系”“三边关系”？比如，中、美、俄之间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互动链接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都没有。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美、俄之间微妙、又引人关注的相互作用——无论这种互动是那么若即若离、时深时浅、有厌有喜——都对国际大局产生深刻影响。

事实上，“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乃是国际史上一个相当基本的范畴。无论任何双边、还是多边关系的背后，都还有着作为“第三者”的一国或数国的影子。更何况，如果同时将最为独立决策、最具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中、美、俄三家在当今国际格局中还依然是最为关键的角色。

第一个问题，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能重回冷战、抑或“新冷战”？

二十世纪的冷战有特定的三大要素。其一，意识形态的高度对立。这在当年就是一个被夸张又简单化的用于划分阵营的观念模式。今天，即使欧美执政集团依然抱残守缺，但是，人们已越来越难以接受用这样的僵化思维，来形塑已大大变化了的国际现实。至少，中、俄已经不再接受以这样的意识形态教条来划分世界。

其二，两极化的军事政治集团，组成联盟，划地为牢，这是冷战的另一特点。然而，当今世界更多处于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化、生活方式变得多样化、观念形态也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中国无意称霸，美国也早没有了当年可以号令天下的实力与合法性。虽美国还在拉帮结派，但无论俄罗斯、欧洲、日本、印度、东盟等都有自己利益关怀、雄踞各方的多力量中心不愿真正回到两极化的危险状态。

其三，核恐怖平衡的全球战略对抗，是冷战格局的第三特点。无论是古巴导弹危机、还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当年情境之骇人听闻，无人愿回这一恐怖状态。

|| 冷战格局

2020年疫情爆发、大国关系滑坡，但中国稳健应对美国霸凌与挑衅的立场。习主席重申当今时代特征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中方不随美国节拍而“与狼共舞”，表现出中国维护和平、保障自己的和平发展权益的坚定决心。

同时，在当今世界依然还是“多极化”阶段，中国依然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而来自俄罗斯权威智库的最新文献依然都提出：当今流行的“新两极化”观点论据不足；并将“避免世界重新两极化”列为各方应努力的方向。上述的大国立场与结构性特点，彰显与当年美苏对抗的根本区别。

第二个问题：“基辛格三角”会发生逆转吗？

从特朗普参选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基辛格三角”将重新逆转，也即美国将“联俄制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远不是特朗普能随意摆布的棋子。中、俄、美关系的变化，首先与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深刻转型，并不容许做出重新向美国一边倒的选择。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几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学习西方、合作西方。但普京2000年执政后，在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以及俄与西方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一系列冲突形势下，俄罗斯奋起反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在俄罗斯看来，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并没能避免来自西方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讲演中曾这样坦率地表白：“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相信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

|| 基辛格仍然致力于外交工作

同时，普京基于亲身体验，形成了对中俄关系的深刻认知。笔者有幸多年参与普京总统亲自发起组织的瓦尔代论坛，每年聆听到他本人对中俄关系的看法。记得2006年笔者第一次在瓦尔代论坛见到普京时，询问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看法，普京却故意稍稍离开这个话题，大谈他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

他说：“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90年代在我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时，我分管外经贸。当时我每两年一次访问姐妹城市——上海。每隔两年，我乘坐飞机在上海降落时，总要为这个城市在两年中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感到震撼。当时的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有这样高速的发展。”

这大概是普京第一次公开透露他对中国发展的个人印象。然后，普京提到中俄已经彻底的解决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他兴奋地说：“我们能够解决这样的困难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呢？”

次年的瓦尔代论坛上，当日本专家跨田茂树向普京询问他对正在出现转机的日俄关系的看法。普京回答道：“让我们回想一下著名的1956年宣言吧。这可不是我们俄罗斯，而是苏联签署的1956年日苏关系声明、那时商定了一些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可以签订和平条约。……我们对此十分珍视，不过正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更想扫除所有的障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不想争论。双方总是各执一词，永远不会有结果。”

根据笔者的记录，就在这段表达之后，还有一段没有被载入正式会议文本的普京发言。他说道：“请看看我们与中国伙伴之间是怎么处理领土问题的。我们整整谈了四十年。最后，我们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领土边界问题。为什么我们与日本朋友就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呢？”普京多次说过，正是因为中俄两国彻底地解决了我们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我们就可以放手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多年在瓦尔代论坛所获深刻印象是，普京不仅高度重视解决双边领土边界这一政治前提，他曾多次当面回敬西方专家对中俄关系的不实之词，他还无数次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尤其强调中俄双方能本着坦承交往的态度，通过务实的磋商，解决分歧，推动中俄关系前行。以笔者十多年来的观察和感受，普京对中俄关系所持有认知和信念，不是任何挑拨离间所能轻易动摇的。

|| 普京在2021年瓦尔代论坛上发表“新保守主义”演讲

第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在世纪之交以来一次又一次共同经历的危机之中形成和稳固起来的。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从冷战后和解后重新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期间，有着中国驻南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的切肤之痛。同期压力拉近了中俄距离。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以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同一年，曾经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认识到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艰难，于2003年提出了加强国家建构是保证成功转型的关键的重要观点。事实上，福山观点不过印证了当时正同步推进的中俄加强国家建构的实践而已。

2008年8月8日晚，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而恰恰在同一天当晚，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连美国大使的劝阻都不听，率先向境内俄军事基地发动进攻，导致格鲁吉亚危机的爆发。虽然这两件事几乎毫不相干，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岗当即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中俄两国同时承受的这一贬斥，只不过是而后更疯狂的抹黑中俄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已。

2014年以后，本身毫不相干的乌克兰事件与南海冲突这两件事，被美国高官描绘成中俄的“联手行动”。一直到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报告把中俄同时列为美国的“对手”。正是在美国一再愚蠢地同步打压之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才一步一步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形成的。

综上所言，中、俄、美三方关系的现有格局，不光来自于一个较长阶段国际进程的自然积累，来自于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家的深入体察与考量，而且，也来自像基辛格等前辈战略家有关避免冲突、建立合作的告诫。当笔者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上向普京问道，什么才是他所期待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时，普京答道：“中俄美三方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普京的阐述，应该是“基辛格三角”难以被逆转的一个理性务实的回答。

三、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未来态势

中、美、俄这三国关系的亲疏远近、潮起潮落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风向标，也深刻地体现了国际力量对比和未来国际发展的基本走向。事实证明，若通过及时的沟通与协调，中、美、俄三方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改善关系。但是，中、美、俄之间基本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决定了三方间的协调和共处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艰苦努力的过程。

首先，未来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与背景。

第一，与以往的国际秩序变化不同，冷战终结不是以战争、而是以和平方式结束。这给中、俄、美三方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影响。这样的好处是不打仗，但是，也留下了一个不太清晰的大国力量分布的状况。为大国之间既是博弈、又是合作的不确定前景留下了极大空间。

第二，与此同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中、俄、美三方都保持着、或者展开了全球规模的影响力部署。虽然面临衰落的挑战，美国依然保持着最为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后起者中国顺应全球化的机遇，着力于构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网络。正在寻求稳定和恢复实力的俄罗斯，重新在全球进行外交战略部署：以有限目标、有限投入、有节制的合作与干预，重构全球网络，以发挥传统影响力。

无论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信息文化等各个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中、俄、美三方的存在。中、俄、美三方的全球部署带有很不相同的内容与目标，不同的能级和水平。但是，三国力量的伸展预示着，人们必须从全球维度，才能够真正理解中、美、俄相互关系——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所涉及的宽广程度。无疑，这一个极其广泛的行为空间表明：未来的中、美、俄关系将会是机会与危机并存。

|| 中俄2021年宁夏联合军事演习

第三，中、美、俄三方间存在着广泛互补性，但诸多方面的差距和鸿沟难以泯灭。遗憾的是，新世纪以来，仅“9·11”事件后呈现一段较为短暂的共同反恐合作。较长时期中，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趋近，两者在构建双边合作同时，互相策应以应对来自西方压力；二是间歇地出现过若干次美俄关系的“重启”，但每次都在内外影响作用下而告中止，出现重大反复；三是中美关系在较长时间的基本稳定之后，终于在国际疫情期间急速下滑。值得关注的是，三大国本身除了受其余各种力量中心的扰动与牵制，也受到大大小小的诸多外部因素的寻租和掣肘。这又反过来告诫人们：必须首先关注中、美、俄三大国相互关系的稳定。

第四，另一重要事实：中、美、俄三方关系经常地被理解为地缘政治的范式，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地缘政治范畴，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被人言说和运用得最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一范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又最容易被片面化理解。

其实，这一来自西方的学术范畴的中文翻译很巧妙地表达出了地缘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即，因地理条件而缘起的政治变化。地缘政治这一知识门类侧重于描绘地理条件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但是，又没有把地理条件的作用绝对化，而是在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来观察国际关系的种种复杂变化。

国际政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是指大陆与海洋的地缘政治。大陆地缘政治关注大陆各方之间的协作与稳定，而大洋地缘政治则因地理空间的阻断性，更加侧重于通过平衡对手、打进楔子进行分化而取得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法则，显然在中、美、俄三边互动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经历了多次“重启—倒退”后切肤之痛的体认是：“地缘政治的博弈，比意识形态的竞争还要深刻得多”。这是我在瓦尔代论坛上多次听到普京本人的肺腑之言。

在上述背景之下，未来的中、美、俄三边互动，可能会出现以下态势。

第一，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是一个较长期的学习过程。无论是对于历史积累丰厚的文明古国，还是对于历史较为年轻的后起国家，也无论是对于久经沙场的政治家，还是对于改换门庭、刚刚投身于政治的新手来说，当代崭新历史条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国关系，都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容易把握的进程。

举例言之，根据最新披露的有关历史档案和专业学术著作的证明，当年基辛格在决心打破中美关系的冰封之前，他曾经首先找苏联领导人探问，是否有可能美苏联手，共同打击在他们眼中的异端——中国，当时因苏联领导人反应太过于迟缓，基辛格放弃了美苏首先联手的这一选择，转而向中国领导人伸出橄榄枝。对于这一段表述，学界尚有争论。

另一种意见是，不能低估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于寻求突破中美关系的深思熟虑。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否认，即是被传颂多时、精通国际政治历史的基辛格博士当年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还是要经过反复的研究、思辨、甚至“试错”，才找到解决重大外交问题的真正关键。当年尚且如此，而形势比当年复杂得多的今天，要恰如其分地运筹中、美、俄这三边关系，谈何容易。

|| 1972年尼克松访华

以“学习过程”这一词语来描述未来的三方关系，是要强调：不应以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未经深思熟虑和在复杂状况下的草率行动而应对失当、或者反应过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国际史上常见的“联合两家”夹攻“第三者”的做法，来谋取三方关系中的于己有利地位。国际关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老是由一方获利，而余者老是失手的先例。

第二，尽管中、美、俄三方存在诸多分歧，但三大国势必被介入各种区域与全球问题的处理，因此，从中探索三方的可能合作与互动，共同为未来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做出铺垫，始终应该是三方关系刻意求进的目标。这里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前景：其一，三方利益完全相悖，无法合作；其二，两方联手削弱第三方。其三，在未来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三方主动协调、介入紧迫问题的解决。

比如，朝鲜半岛问题的推进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有机会摆脱目前困境和形成谈判机制，中、美、俄作为三个核大国的特殊身份，从逻辑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来为整个半岛安全共同提供其所特有的某种保障。包括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来看，冷战时期在欧洲东西方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中立地带”（比如奥地利、芬兰），为大国间的缓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是否可能为解决半岛事务提供借鉴。也是可以探讨的前景之一。

最近出现一些建议，呼吁在三方力量与意愿较为近似的领域展开对话。比如，中美俄冷战当年在防疫领域开展过合作，当今能否再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最近提出，中美俄三方核力量差距太大，无法谈判，但可以就太空领域寻找机会对话合作；包括兰德公司专家建议：在十年内超高音速武器还无法严重危害人类之前，仅有资格的三国——中、美、俄必须抓紧合作，以阻止其蔓延。

另有学者提出，即使不从追求“逆转基辛格三角”的红利，而从互为邻国的角度，美俄关系的改善也势在必然。从一个较长时段看，中国人有能力和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起来探讨处理这些紧迫而复杂问题的可能性，为地区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也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理性重构做出贡献。

第三，“能级非对称、冲突易发生、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结构性特征，将有可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影响和制约各自的对外战略和内部发展态势。

“能级不对称”包含各个方面。

经济上能级不对称，首先是指美国（包括以西方结盟为基础）的科技和经济力量总体上还是超过中俄。特别是高端技术、基础研究、产学研转化能力等方面。从中、美、俄之间每一组双边关系来看，中俄、中美之间相对地较为接近与互补，而美俄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薄弱、差距较大，贸易额仅为1％左右。中俄2018年双边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经贸关系还是没有摆脱较多依赖能源资源的结构惯性。

|| 2021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数据

政治上所呈不均等的状态，不仅是指中美俄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依然使三方各据鼎足之势；而主要是指两方面，其一，几十年来，中俄都在不断改革传统体制，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但美国自己却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也没有摆脱对中俄的政治偏见。其二，中俄主张，意识形态不妨碍双边关系，但美国主流观点是强化固有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以此来抗衡中俄。

安全领域来说，中俄坚持“背靠背”的睦邻友好与战略伙伴关系，地缘政治上比较接近。但俄罗斯与美国各自所依据的海陆地缘政治存在深刻的差异。颜色革命、格鲁吉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居住在“安全岛”环境下的美国，总体上否定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推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议程”计划；而周边地缘政治态势远较美国复杂的俄罗斯，则坚持有选择、但又十分执着地维护在前苏联国家的传统影响。

两相对立之下，地缘政治推动美俄高度敌对。与美俄的对比之下，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内陆，兼具海陆地缘政治特性的中国，是否预示着中国可以在内政外交上走一条既跟纯粹的海洋性国家不一样、同时又和比较“内陆”的大国也不一样的道路，在海陆地缘政治对峙中起到某种调节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能级不对称”的前提下，虽然美国还会较长时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但其自身发展还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当美国还滥用制裁、霸凌弱者的背景下，国力相对不如美国的中俄之间的相互接近，抱团取暖，并是出人意外。

“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是指：在全球复杂转型、不同利益、不同认知的时空落差所造成的不确定形势下，矛盾与摩擦、冲突与对峙难以避免，甚至会伴随整个全球范式转型的始终。在这个阶段，中、美、俄关系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获得重大突破，一劳永逸地变得太平无事。

但是，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变化、尤其是国际疫情爆发以来的进程表明：事在人为，关键取决于中、美、俄三方都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务实地调处全球转型带来的种种不安与焦虑，力求力量的均衡与可控。无论中、美、俄之间，还是各组双边关系之间，合作还是大有希望。只要中、俄、美能够有效地调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包含着各国内部转型、各国间交往关系、以及世界秩序重构的全球转型过程，尽管矛盾百出，但其稳定持续是可以期待的。

|| 202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总之，第一，中、美、俄三边互动是未来国际政治的一个无可比拟的重大结构性存在，既是当今世界最为规模巨大的物质性体现，又是最为丰富多样、包孕深刻的精神性之所在。第二，中、美、俄三方关系因缺乏专属工作框架的规范与制约，又兼具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博弈的长期影响，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可塑性。

第三，客观地说，中、美、俄三方关系通过及时沟通得到一定调整和改善，但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若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无从得以协调和共存。因此，对未来的中、美、俄关系的高度动态性的运筹帷幄、应对变化、筹谋构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学习过程。

第四，中、美、俄三大国无论就力量与潜能，将会长期存在非对称性。多样化的发展前景和经实践证明的普遍性规范的这两者间的共存与兼容，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基辛格所说的“合法性”的实现，取决于最大限度地寻求新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高度动态中的均衡。

第五，中、美、俄关系的模式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构息息相关。取决于能否让近来东西方均在热议、参照1814年拿破仑战争后大国协调式的“维也纳体制”，尤其让超越各国国内体制差异、大国间容让、尊重、中立、协商的精神，在当代高度竞争条件之下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乃是关键所在。

最后，中、美、俄通过当下的危机处理，化危为机，一起来探索各自国内进程如何与区域、国际体制构建这两个进程之间协调与和谐的机理。这将是三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权利。

冯绍雷：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演进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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